姚小鸥

　　回郑州看望母亲时，我很想去看看杨秀堂老师。

　　我没上过高中，1965年初中毕业，上了一个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学会计，1966年就来了文革，读不成书了，所以初中的教育对我至关重要。初中的生活奠定了我一生的基调，因此初中的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其中以杨老师为最。

　　我给一位老同学打电话，请他帮助联系。他告诉我，杨老师这会儿正在我家附近的运动场打门球。我快步赶去，见了面，老师很高兴，我俩找了两块木板垫着坐在球场的水泥台儿上聊起来。

　　杨老师不是我的班主任，只是语文课的任课老师，可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回母校第一个看望的老师是他。那年去他家探望，出门碰上了和他住一个楼的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师生都觉得有些尴尬。第二天，我带了点礼物到班主任家小坐，算是补足礼数。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我和杨老师感情更深些。

　　谈话中，我提到初中时的第一次作文。1962年，我考入郑州四中，初一的语文课是杨老师教的。第一次作文题目是《给家长的信》。杨老师把我的那篇作文在课堂上读给同学们听，并且大加表扬。杨老师评论说，这篇作文语言流畅，内容又充实，没有什么套话，文章这样写才好。作文中有几句话谈到他本人，说他坚持讲普通话。讲普通话在今天是小事，但杨老师出身农村家庭，那个年代，在内地中小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坚持讲普通话是需要勇气的。我清楚地记得，读到这里，杨老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表扬我喽。”我问杨老师，您当时多大年龄？老师回答说，29岁。他说：“我是1960年从郑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头一班学生教了两年，你们是我教的第二班学生。”

　　从我今天的角度来看，29岁还是个娃娃，但有热情、有朝气，即使经验不够，不妨碍教好课。上面说的是50年前发生的事。50年了！有多少老师能够让学生在50年后还记得他的一堂课呢？

　　杨老师在谈话中向我咨询孙女上大学的事。我问他，这是哪个儿子的女儿？回答说，小儿子，就是你教过的那个，现在是外科医生，和你一样，也是博士生导师了。听到老师这样说，我稍稍愣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您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吧，我们师兄弟之间应该有些来往。杨老师笑着说，你是他的老师啊，怎么说是师兄弟呢？我这才想起来：我考上大学后，有空常去看老师。杨老师的小儿子当时正在为高考奋战，我跑去给他打气，有时给他讲些高考经验，或许辅导过一点语文、外语之类，具体什么内容，记不很清了，只记得地点一般是在学校东边二层小办公楼中杨老师的住室里，或者老师住室隔壁的教导处。老师的儿子当然是我的师弟，辨清楚这些名分并不是最重要的，让我感慨的是，30年了，老师还记得学生给他办的这点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