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张 微

　　清初科举考试行贿作弊之风盛行，到康熙朝有愈演愈烈之势。康熙朝的科场案多集中于顺天乡试，也称北闱。康熙朝顺天乡试一般以前科的状元为主考，“士子希诡遇者，得预通声气”，故而不乏因此中第者。顺天乡试结束后，不管考试公正与否，社会上常有流言蜚语，落第者及其亲属往往怨恨甚至攻讦正副主考，从而牵连出科场案，不免有些是冤假错案。这是康熙朝多半科场案出现的直接原因。

　　康熙二十年（1681年）辛酉，顺天乡试主考、前科状元归允肃在科考开始前对天发誓：“某素著清贫，谬叨荣遇，期为朝廷遴选真才。倘或为私营利，徇情欺主，明正国法，幽伏冥诛，甘受妻孥戮辱之惨，必膺子孙灭绝之报。”尽管其秉公主考，还是“榜后下第者哗然，冀兴大狱”。当时的刑部尚书魏象枢得闻，率仆从二人，步行至归允肃门前，行跪拜礼，并当众感叹：“吾为国家得人而庆幸也！”还赋诗留念，遍送朝官。这才压下了攻击者的嚣张气焰。可见当时主考面临形势之严峻。（陈康祺《郎潜纪闻》）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科场案。是年，顺天乡试发榜后考中的多为朝官子弟。于是，落第举子心中不平，认为这次考试肯定有诸多贿赂情弊，故写揭文在京城分发。同时京城上下流传“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的歌谣。此次乡试的正主考是前科修撰李蟠，副主考为编修姜宸英。故此歌谣暗地影射考官姜宸英和李蟠。御史鹿佑看到揭文，弹劾顺天闱考试不公。皇帝下旨将李蟠、姜宸英下狱。此时姜宸英年逾七十，因年老惊吓，病死于狱中，而李蟠以莫须有被定罪，谪戍关外，终生不振。事实上，后经查验，出于落第举子怨口的揭文是诋毁过当，不尽实情。这是一场“有无与关节贿赂而获咎”的科场案（《清史稿·选举三》），也就是说此次乡试案与关节贿赂无关。此次科场案虽后经皇帝亲验，实属讥刺过当，但是依然对正副考官作了严重的处罚。此后，虽前朝状元主考顺天乡试的传统废止了，但顺天乡试主考难做的问题却一直存在。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户部侍郎汪霦为顺天乡试主考。因落第的试卷多有不加圈点者，有些落第者便“束草如人，至其门戮之”。所谓“圈点”是指科举考试读卷评定标识，清朝初年由佳到劣分为“○·△|×”五等。此次科场案的发生就是落第士子怀疑未加圈点的卷子其中藏有情弊。其实，此次科场案并不涉及关节贿赂的问题，只是读卷官没有按规章阅卷，但是皇帝依旧将考官汪霦革职。

　　康熙五十年（1711年）顺天府乡试科场案，起因是解元查为任之父查日昌贿赂书办龚大业而及第。事情查明，查日昌及龚大业被判绞监候。又九门提督托哈齐的仆人周三，请人为其子周启代考得中，因仆隶子弟不准应科举，故周氏父子均被从重处死。

　　统观康熙朝科场案之所以多集中于顺天乡试，主要原因在于顺天府作为当时清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异于他省的政治背景以及文化、教育环境，所以相应地顺天乡试案也具有区别于其他乡试案的独特之处。由于顺天乡试的考官容易提前知晓、解额较高、考生来源复杂，所以顺天科场案的案发频率相对较高。此外，京城内微妙的官场关系是顺天乡试问题丛生的重要原因。还有便是皇帝对于顺天乡试的重视程度使得对于顺天乡试案的处罚相对过重，其震慑作用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