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生 李 凤

　　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八述人生四大得意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时代，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既是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最美好的憧憬和梦想，也是心系考生的亲友们最真诚的期待和祝愿。

　　唐代的进士榜分两种：一种是殿试结束后，在固定地点张贴布告，公布录取名单，谓之“放榜”，因榜头竖黏四张黄纸，故称“金榜”，后世所谓“金榜题名”，指的就是这种榜；另一种是“榜帖”，又叫“金花帖子”，则是官方发往各地的录取公文，相当于今天的录取通知书。

　　唐代的不同时期，进士放榜的地点不同。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于放榜之日私幸端门，见进士们从榜下缀行而出，非常高兴，对随行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很有名的典故，“彀中”原指箭弩的射程范围，唐太宗此言，指天下的英雄都已被他笼络殆尽，纷纷为朝廷效力。因为此处“私幸端门”的记载，所以有人认为唐太宗时代的放榜地点是在端门附近。

　　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始，贡举之事由礼部侍郎主持，进士考试在尚书省南面的礼部贡院，张榜地点也就改在礼部贡院的东墙：在东墙外再建一道短墙，高约丈余，四周绕以棘篱，以防止考生撕榜。但即便如此，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国子监考生郭东里还是跨过了棘篱，将金榜撕破。此后，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朝廷便准备了两张榜，先出“虚榜”，稍晚一些再挂出“正榜”。

　　放榜的时间是与考试时间相联系的。唐代进士考试的时间不定，相应的，放榜时间也不固定，正月、二月、三月都有，而以二月为多。具体到一天中，则以清晨为多，间或也有午后放榜的，但非常罕见。二月的长安春寒料峭，放榜前夕，各种“小道消息”纷至沓来，真假莫辨，考生往往怀着忐忑的心情，通宵达旦地等待放榜。次日清晨，伴随着响亮的钟鼓之声，金榜从礼部被簇拥而出，张挂于事先建好的榜墙上。考生们摩肩接踵，纷纷在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及第者欣喜若狂，落第者悻悻而归，自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进士中流行一种“泥金帖子”，即以泥金（用金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书写而成的帖子，附在家书之中，向家人报喜，又称“喜信”。后世常以“泥金帖子”代指科场报捷的家书。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著名诗人杨万里的族弟杨奎中举，将赴省试，杨万里赋诗为其壮行，有“淡墨榜头先快睹，泥金帖子不须封”之句，用的便是唐人典故，表达了作者对友人金榜题名的祝福，并叮嘱他及时向家里报信。诗中的“淡墨榜”即“金榜”，因榜头用淡墨书写“礼部贡院”四字，故名。

　　“泥金帖子”是私人信件，另有一种“金花帖子”则是官方文书，即“榜帖”。榜帖包括两部分内容：先列出主司官衔姓名，并其出生年月日、祖父名讳、私忌日期；然后从状元开始，依次罗列考生姓名，并其年龄、籍贯等，汇为一册，贴以金花，故称“金花帖子”。

　　榜帖发出以后，有专人送往及第进士的所在地，这里需要谈一谈当时的“进士团”。望文生义，人们很容易将“进士团”理解成新科进士结成的小团体，或如今人所谓之“亲友团”，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它是唐代长安民间兴办的盈利性的商业机构，因其做生意的对象主要为新科进士，所以名为“进士团”。放榜以后，新科进士要参加各种仪式活动，比如拜谢座主、参谒宰相，以及同年进士之间的各种宴集等，进士团便负责包办此类活动，并从中牟利。此外，进士团还为及第者个人提供一系列服务，比如代为租房、代为与名妓牵线搭桥（狎妓之风在当时的新科进士中很流行）等。而赍送榜帖，也在进士团的业务范围之内。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吏部尚书王起知贡举，华州刺史王墀赋诗称贺，王起本人和不少及第门生都有和诗。有一个名叫高退之的写道：“何事感恩偏觉重，忽闻金榜叩柴扉。”原来，他考完后，觉得自己发挥得不好，心想定然是考不中了，便回到长安周边的盩厔山居，不想某天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才知自己高中进士，进士团遣人送来榜帖（此处“金榜”即榜帖）。喜事临门，及第者不论贫富，多少都要打赏点喜钱，这也是进士团积极张罗送榜的原因。

　　进士科在唐代很受推崇，新科进士声名鹊起，四海皆知，而登科记的编撰，更为这一追捧热潮推波助澜，由此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科举史料。据说，每年放榜以后，贡院的小吏都要抄录及第者的姓名，将其献给士大夫子弟，以备他们应酬交际，或作为来年应考的参考。这些名册和及第者的榜帖，都是编纂登科记的资料来源。大约从中宗神龙年间（705年—707年）起，便有好事者开始纂集登科记，逐年记录考试题目，以及主考官、及第者的情况，其精细处，甚至包括及第者的家庭条件、三代的名讳和父祖的存殁等。

　　当时，登科记在社会上被视为光荣榜，士子们都以能上登科记为荣。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有一个叫张繟的人不幸落第，便用两手将登科记戴在头上说：“此千佛名经也。”“千佛名经”本为佛经名，不难看出张繟企羡敬慕之意。这个典故很有名，因此后世也有人径称登科记为“千佛名经”。

　　唐人所编登科记很多，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清道光年间，著名学者徐松广泛收集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材料，甄别去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编成《登科记考》三十卷。该书仿历代登科记体例，逐年列举唐代科举的主司、及第者情况，并加以考辨，是研究唐代科举史的重要专著。北京大学的孟二冬先生为其做了补正，2003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