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冯建民

　　在隋唐至明清的1300年间，科举考试占据着古代社会生活的中心，牵动着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在人们心目中，科举及第是梦寐以求、津津乐道的一桩大事。因为，金榜高中，功名利禄随即加身，一人登科，整个家族便随之荣耀。可想而知，在科举盛行的古代社会，人们对科举功名是何等崇尚痴迷。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一观念意识和思想情感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很多富有科举色彩的生活习俗。下面略举几例。

　　在婚庆习俗上，民间俗称“洞房花烛夜”为“小登科”，“金榜题名时”则为“大登科”。新婚之时，新郎和新娘身穿红袍，里外红、上下红，头顶桂冠，就像中举或登科时的衣冠一样，春风得意，流光溢彩。京师民俗小登科之日迎亲娶妇，模仿殿试传胪后“状元及第”的排场，用伞、扇、旗、牌等执事仪仗招摇过市，所谓“满天星轿坐娇娥，伞扇旗牌次第过。莫讶状元多若许，本来原是小登科”。在很多地方，女儿出嫁后，有“送灯”的习俗。清代郑东廓的《福州风土诗》中的《送灯》对福州的这一风俗进行了描述：状元骑马最英灵，天赐麟儿见宁馨。细舅亲身来送蔗，添灯就是祝添丁。女儿出嫁后，父母须于上元前送灯（福建方言为丁）到女婿家，悬灯于甘蔗之梢，而且必须是细舅（即小舅子）亲自送去，俗称“亲家舅送灯”。至于灯品，则有“观音送子”、“孩儿坐罗盆”以及橘灯和花盆灯等，依照顺序送去，一直要送到外孙出世方才作罢。不过，“状元骑马”和“天赐麟儿”两种小灯，则是每年必送的。

　　起名，表达了父母对孩子的某种期望，所以民间起名也有很多传统习俗和讲究。诸如“文魁”、“英杰”、“俊杰”类的名字体现着父辈对孩子积极进取、获得功名的希翼。此外，还有取名带“槐”字的习俗。在古代，槐树往往被当作科举考试的吉祥物。唐朝时常以槐指代科举考试，考试的年头称为槐秋，举子赴考称为踏槐。南宋人尤袤在《全唐诗话》中记载：“唐语云：‘槐花黄，举子忙。’”，反映了槐花盛开时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场面。明朝《济南府志》记载：“王氏大槐，在新城县署新街之西。相传邑善人王伍常于槐树下作饘粥，以饲饥者。人挂其笠于槐，累累如也。后梦满树皆挂进贤冠。云孙曾以下科第蝉联，遂以大槐王氏名其族。”明朝《洛阳县志》记载：“房氏洛阳故家，将营室，一木忽甲拆于庭，视之则槐已。久之，乔木上耸，密叶四布，观者以为昌盛之兆。厥后，子仪果联登进士，遂匾其堂曰：‘祯槐堂’。不忘厥初也。”清朝河北的《文安县志》中记载：“古槐，在戟门西，清同治十年东南一枝怒发，生色宛然，观者皆以为科第之兆。”鉴于此，在民间，很多父母将初生小儿寄名于槐。

　　孩子周岁时，往往举行“抓周仪式”。据《颜氏家训》记载，抓周这天，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燃烛，孩子打扮一新，在他面前的百眼筛里放上文房四宝、女子针线、财缎花朵、金银财宝、秤尺刀剪、儿童玩具等各种东西，把男孩放入席中，看他先取什么东西，以观其性情志向。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称此为“小儿之盛礼”，以观幼儿的前途、志向和兴趣。最忌先取女红，认为这是混迹女流、沉迷女色之兆，日后无大出息；也忌先取玩具，以为胸无大志；最喜他取文房四宝，预示孩子将来知书达理，必定学业有成、考取功名。《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游说荣国府”中，贾宝玉抓周时抓了女红，触犯了世俗忌讳，贾政从此不假颜色于他。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有贴年画的习俗。年画不仅是过年时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更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年画多象征吉祥富贵、福禄寿喜。以登科及第、金榜题名为题材的年画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例如杨家埠木版年画《五子夺魁》，图中绘五个儿童，其中一个举金盔，四人欲夺，娃娃形象饱满富态，神态皆为欢喜雀跃状。是借“盔”与“魁”谐音，欲得魁首之意。儿童皆指望得中魁首，显姓扬名，以喻积极向上，博取功名。

　　由于科场竞争十分激烈，中举及第的概率很低，再加上一些科场舞弊等不公因素的存在，使得科场成败充满了很大的变数与偶然性。这使得很多人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科名前定观念。社会上流行着到庙里求神庇佑、抽签问卜、占星推算的风俗，因科考而兴起的各类考试迷信与魁星崇拜、文昌信仰，过去在全国各地都曾长期存在。傩是一种古老的祭舞，起源于氏族社会的图腾信仰，意在驱邪逐疫，求福避灾。在江西很多地方，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左右，都有“跳傩”的民俗活动，其中便有《魁星》独舞表演。傩戏巧妙地将科举取仕、魁星崇拜的思想观念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