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韩 芳

      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一段时间的游历、观察之后，告诉他家乡的人们，“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去管理，实现这一管理的制度叫做科举制，每一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通过参加国家主持的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加入到政权中去。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其中，秀才相当于我们的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则相当于博士……”利玛窦热情地描述着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景象，“在中国，你一旦在考试中获得高级学位，就有资格出任政府官员，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但其头衔并不世袭传授。”利玛窦虽然看出了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科举制度的优越性，但他并没有全面准确地向西方介绍科举制度。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一书中率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从此以后的3个世纪间，西方文献开始大量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19世纪，英美两国率先根据源于中国的奇妙的科举制度建立了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文官“考选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在传教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们在社会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士子们专注于诵读儒家经典，热衷于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对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逐渐成为来华传教士关注的焦点，开始有意无意地对晚清的科举制度进行批评，并提出了改革的思想与建议。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最早对科举制度提出了质疑。他把中国的科举教育和西方的教育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学校教育的内容无益于实际，“读书不足以知物，作试不足以为贤”。在他之后不久，传教士们纷纷著书立论，对科举教育加以斥责。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指出，“这些课程常常是晦涩难懂的，让人觉得提不起多少兴趣，它们从不出自人的生活，而只是谈论一些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这里面没有有关现实思想的课程，也没有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来获得创造性的课程。”林乐知在其创办的《万国公报》中发表《中西关系论略》一文，对八股取士进行了批评，指出了这一形式的呆板与危害。他说，“中国开科取士甚良，而唯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何所见闻矣。”李提摩太认为“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但存在“题目不广”，“取士太寡，专讲一门，其道太隘”等弊病。
      传教士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科举教育，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对科举制度弊端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