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蓁茏

      隋唐科举是新生事物，但它毕竟是在两汉魏晋的“察举制”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而出，因此不免带有旧制度的“胎记”。
      唐朝士子应试前，要先将自己的诗文集恭恭敬敬地呈送给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品题和赏识，这叫“行卷”，或叫“求知音”。“行卷”一次还不行，只怕“贵人多忘事”，所以在临考前夕，还要再呈送一次，这叫“温卷”。
      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们对某个士子的诗文表示赞赏了，就向主考官打招呼，这叫“推荐”，也称“公荐”，表示出乎公心，是堂堂正正地为国求贤。
      主考官收到许许多多推荐信后，就把推荐信排一个队，看谁的官位高，谁的名气大，然后对照所推荐的诗文，加以评比衡量，心中就有了一个“底”。
      做好这些“摸底”工作后，就可以公开考试了。唐朝的考场比较宽松，考卷也不糊名。考官把考卷收齐后，再请一两个确有威望的学者来评卷，参考推荐信，初步排出录取名单，这叫“通卷”。
      最后，主考官根据“通卷”名单，反复斟酌审核和订正，就叫“通榜”，然后呈报朝廷批准，发榜公布。
      这样，经过行卷、推荐、通榜、发榜几个步骤，本意是想把科举搞得公平、完善一些。因为有些士子诗文固然写得好，在社会上有点名气了，可临场发挥不一定好，或许成绩欠佳，而有的士子考分虽高，可实际学问却平平。所以采取“场内考试和场外推荐、调查、摸底相结合”的办法，既保留了察举制的某些长处，又发挥了考试制的优势，应该说还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把“行卷”和“推荐”等统统说成是“不正之风”而加以否定。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曾谒见社会名流顾况。顾况起初并没有把这个小伙子看在眼里，还开玩笑说：“在京城里白居，可大不易啊！”当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诗句时，立即肃然改容，青睐有加，赞叹道：“能做出这样的好诗，天下任何地方都容易居住了。”于是，顾况就到处宣扬白居易的才华。几年之间，白居易誉满长安，名动公卿，很快考取了进士。再如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杨敬之，当读到浙江仙居人项斯的诗文后，不禁赞叹道：“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从杨敬之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项斯的诗文及人品都甚为赞赏，欣喜之余，逢人便说，四处推荐。项斯“由是显名”，“诗达长安”，并于第二年登进士第，授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尉。“说项”也成了文坛千古流传的一段佳话。
      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如诗人陈子昂从四川初到京师，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一时很难找到“知音”。他就想了一条妙计，在大街上用高价买了一把古琴，造成轰动效应，然后当众将古琴打碎，说：“我是应试举子，现有诗文百篇，分赠给大家，请大家帮助游说。至于古琴，这是乐工用的，不值得我们注意。”这个类似“大街卖膏药”的做法，果然很灵，一日之内传遍长安。后来，他24岁就考取了进士。
      最有趣的还要数王维开后门的故事。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开元年间赴京应试，通过岐王李范的关系攀附上九公主，即唐玄宗的同母妹妹。九公主爱听琵琶，而王维又精通音律，岐王就设计让王维换上豪华服装，随舞伎乐队上来，为公主侑酒。王维风华绝代，皮肤白皙，身材颀长，姿态翩翩，一曲琵琶，使公主如醉如痴，大得欢心，欲厚赐之。王维答称，不图金珠宝物，但愿蟾宫折桂。这样，王维有了公主的鼎力相助，果然得中状元。论王维的才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状元是当之无愧的，但如果没有公主帮助，那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