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试报实习记者　徐 凡

　　年届8旬的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齐志文翻箱倒柜终于找出自己当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书，年代久远纸页泛黄，证书已经磨损破旧。当他再次看到这本有着老校长吴玉章签名的证书时，戴着老花镜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一幕幕求学、读书的陈年往事浮上心头……
　　1933年，齐志文出生于河北清苑县南大冉村，家境贫穷。电影《地道战》描写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乡。抗日战争时期，全家人跟随参加革命的父亲迁移到张家口坝上。几年后，年仅12岁的他就参了军，在八路军骑兵师当宣传员，成了一名“红小鬼”。1948年，全国还没有解放，他被组织安排到《察哈尔日报》，开始了自己的新闻事业生涯。
　　后来他被调到工人日报社工作。初来乍到，身边的同事多是燕京、复旦毕业的大学生，而他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工作时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做新闻工作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工作中许多字不认识，文章写不好，有的历史文化典故不懂，这让他很苦恼。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大家都争做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文化青年。虽然上大学继续深造是他最大的梦想，但却一直苦于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他收集了一些初中和高中各科教学书开始自学，每天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外出采访时也一定会带着教科书。
　　有一次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去阿尔泰采访，需要几天的时间，他坐在长途汽车的油桶顶上，颠颠簸簸、风吹沙打，居然无感觉，一路上将一本高一的语文读完。每次在单位食堂排队打饭，他都是最后去。他觉得什么都可以浪费，时间不能浪费。日积月累，积寸土而成巨峰，他用几年功夫读完了初、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具备了高中文化水平，并开始阅读其他著作。
　　1955年，齐志文被派驻我国重工业城市之一的唐山市当记者。6月的一天，他正在采访市里的一个会议。在会场他收到报社的电报通知，让他参加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的考试。他看着电报，眼泪不禁刷刷地掉下来。这时候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问他：“小齐，这开会说的是好事啊，你哭什么呀？”他一边举着电报给大家看，一边说：“没想到我真有机会上大学了！”
　　回到北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备考。这一个月里他没有耽误工作，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宿舍复习。考试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址的剪报中心楼进行，20多人一个考场。记得当时答题的时候，有一道“苛政猛于虎”的古文翻译题他没有答出来。
　　由于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本人又有革命斗争经历，属于根红苗正，于是被录取了。录取通知书是一张对开大的红纸，用毛笔写着每个人的名字贴在学校门口。当时，光明日报一个版登载着被录取的学生名单。
　　他们这批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届学生，来源多是表现优秀的在职工作人员，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像高玉宝、郝建秀、陆阿狗。预科班的郭俊清就是一位女扮男装参军的英模。全系有100人，年龄最大的是《晋察冀日报》的赵培蓝29岁，最小的20岁。
　　那时的新闻系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学科，安岗、河洛等名人老师负责教课。上课时没有教材，每堂课都由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教授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同学一起编教材。课余时间同学聚在一起自己出报，他们编辑出版过《中捷友谊报》、《新闻出版报》。
　　这些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同学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带着使命感努力学习，希望学好本领建设祖国。许多同学四年里没看过一次电影，首都古迹也没去过一处。校园里，树下、墙根、路灯下到处都有同学们学习和讨论的身影。
　　齐志文回忆说：“我这大学上得很不容易。我当时仅有小学5年级的文化水平，学习上有很多困难。我为了弥补先天不足，天天埋在图书馆里，刻苦阅读学习马列经典和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资料。大学期间，我学习了马列主义、古典文学、新闻史、编辑写作等30多门课。”
　　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齐志文先后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当编辑、记者，历任经济日报、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副总编辑。他的文章记录下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人大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安岗提出的“脚板下面出新闻”的理论，对齐志文的新闻实践大有益处，每个省区都有他的足迹，都有他写过的文章。他一直坚持实地采访，默默耕耘。任报社领导后夜间值班，白日少睡多写，离岗后晴耕雨读，眼睛手术后写，心脏植入起博器后继续写，七十有五还在天天阅读，天天写作。他说：“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就要热爱她。新闻记者的笔始终不能停歇。”他不懂电脑，不会网络，一笔一划地写了一辈子。
　　知识改变命运，当回想起自己数十载新闻生涯中的学习、工作经历时，齐志文深有感触地说：“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过的知识和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它储存在我的脑中，积蓄在我的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