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张文澍

　　中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为儒家文化。它从西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开始，就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居于显赫地位，并且逐渐进入国家赖以选拔官吏的各级官方考试。到唐宋以后，这一趋势愈加明显，愈加强化，加上宋代出现了儒学的重要分支——理学，理学慢慢为当权者及一般民众所承认、信奉，于是儒学的地位更加稳固不可动摇。学子们要改变命运就要参加科举考试，要科考就要读儒家经典，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执政的、统一的国家政权。他们初掌中原，靠马上得天下，没有认真考虑过下马治国的事，对中原的科举并不看好。
　　远在成吉思汗之子元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曾接受中书令耶律楚材“用儒术选士”的建议，恢复科举，取用了杨焕等一些名士。可是由于此举在缺乏文化知识背景的蒙古、色目官僚阶层中“以为非便”，所以不得不才一举即罢废。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丞相史天泽和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人不断举古证今，陈说科举的重要性，最终把忽必烈也说动心了，表示“此良法也，其行之。”下令有关部门议定章程，设立了国学，选拔蒙古官员子弟百人从师学习儒家经典，待学成之后量才任用，“庶几勋旧之家人材辈出，以备超擢。”可见此时和学校连在一起的科举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考试，倒更像选拔培养世家贵族。再往后，还有丞相火鲁火孙、从南宋投来的曾和文天祥同朝为官的留梦炎、北方学者许衡等人，看到“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等弊端，虽然先后进言科举，但未能成事。
　　这样，一直延宕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1313年），事情才终于有了根本转机。中书省（相当于中央政府，地位在六部之上）大臣奏称历代先帝对于科举皆有指示，说明“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仁宗听了，好歹点了头，随即下诏颁布考试条例。条例规定了乡试、会试、御试（即殿试）三考制。考试科目以朱熹所定《四书》为主，参用其他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周易》等，对经文的解释也以程颐、朱熹的著作为主。由此，随着儒学地位的强化，程朱理学的地位也日渐正统化了。
　　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春天，元朝入主中原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正式举行，而这已经是在蒙古1234年灭金，拥有北方、中原八十多年后了。这一年，殿试录取了进士56人。其后，历年考中进士者从几十人到近百人不等，直至元末，没有太大的变化。
　　元代科举制度的恢复标志着国家政治生活回到了常规状态，也标志着国家的稳定和强盛，所以有历史学家把延祐二年作为元朝社会进入中期的标志性年份。虽然如此，前代如此兴盛发达的科举考试到了元朝，一断就是八十多年，待到恢复之后也不过每次录取几十位进士。
　　众所周知，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最辉煌的时期。可是有人说，恰恰因为停止科举断绝了读书人的“上进”之路，他们才愤而转向执笔写剧，一洒胸中不平。像关汉卿就是“面傅粉墨，躬践排场，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写出了感天动地《窦娥冤》那样流芳千古的杰作。然而，你再仔细看看王实甫《西厢记》里的张生、马致远《荐福碑》里的张镐、郑光祖《倩女离魂》里的王文举，甚至杨显之《潇湘雨》里的崔通，无不是一考一个“头名状元”，风光无限。可是人们考虑过作者把自己一举飞腾的梦想和不得已转而付诸戏中人物时的无奈与辛酸吗？读一读马致远的散曲：“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这似乎就是元代文人命运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