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副教授　杨春俏

　　唐代进士科考试，明显经历了一个由易而难的过程。唐初止试策，太宗时加读经史一部，高宗时又加试杂文二篇，从而形成三场考试的定制。至玄宗天宝初年，进士科考试变成首场帖经（有点类似现代考试的填空题型，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中的一句话并遮去几个字，要求考生填充）、二场试文和赋、三场试策的次序，而且逐场去留，因此首场帖经显得至关重要。
　　应进士试者多为文章词华之士，背诵经书是他们的相对弱项；而且考官或出于对命题难度的追求，或出于对偏题怪题的爱好，经常故意选取经书中“年头月尾、孤经绝句”等难以准确记忆与联想之处命题。很多长于诗文的举子屡屡因帖经失利铩羽而归，“至有白首举场者”，因此帖经被举子视为“大厄”，是他们最害怕的一场考试。
　　天宝初年，达奚珣和李岩相继知贡举。为了补救帖经贻误人才的弊端，他们采取了以诗赎帖的通融举措，就是对于那些文章享有盛名，但帖经成绩不理想的举子，允许他们另外作诗来赎救帖经的失利。这种灵活的权宜之法收效显著，使得一些有才之士逃过了帖经的劫难。天宝十一年（752）杨国忠代李林甫为相，又接受孙季卿的建议，将进士科首场帖经、次试杂文的顺序改为“先试杂文，然后帖经”，进一步减弱帖经给举子造成的障碍。可惜不久之后，对帖经通过率的要求从十道题“通四”提高到“通六”，帖经的难度重又增大，举子仍以帖经为厄，因而以诗赎帖频繁应用于中晚唐科场，唐代宗大历九年（774）阎济美以《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赎帖的事例堪为典型。
　　阎济美曾经两次参加进士考试，均因杂文（此时专考诗赋）成绩不理想而落第。第二次落第，即将离开京城时，他写了一首六韵律诗献给主考官王侍郎：“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炉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输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惟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考官览诗之后，问明他是因诗赋而被黜落，“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并且安慰他说：“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意思是许诺下次考试时会格外关照他。
　　阎济美第三次赴试时，顺利通过首场杂文考试。到了帖经环节，他直接走到主考面前禀告说：“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考官说：“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于是让他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按：唐代宗永泰元年至大历十年，因时艰岁歉，京师米贵，因而在上都长安与东都洛阳分别举行礼部考试，以缓解应试举子云集长安而造成的压力。阎济美大历九年在洛阳参加考试）。阎济美只写出“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四句，天色已晚，主考官催促交卷，他就对主考官说：“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主考官看了他所完成的四句诗，称赏再三，阎济美就这样以半首诗抵赎了帖经考试，顺利考中进士。
　　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在《乾馔子》一书中以阎济美自述的口吻，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一科场佳话的始末经过，为我们了解中晚唐科场中的赎帖现象提供了大量细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