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副教授  杨春俏

　　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科是明代科举考试的终结，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丙戌科，拉开了清代科举考试的序幕。清沿明制，仍以八股时文取士，取“四书五经”命题，“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清初百余年间，考试内容始终没有太大变化。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是会试之年。年初，各省举子陆续云集京城，准备参加三月份由礼部主持的考试。通过考试的幸运者可以从此步入仕途，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寒窗苦读划上圆满句号；不过僧多粥少，绝大多数士子必将名落孙山，铩羽而归。数千士子紧张地等待着这一决定命运的时刻。更令他们忐忑不安的是，抵达京城后得到通知：他们将在考场上面对有清一代近四十场礼闱考试中从未出现过的新题型——五言八韵试帖诗。
　　改革契机出现在乾隆二十一年。是年为乡试之年，秋闱后，乾隆下诏，自下场乡试，将第一场的七篇八股文分拆为两场，原来第二场的论、表、判停考，第三场维持原状。他的改革出发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使得试题内容与答题时间更为相称。此前“三场试艺，篇幅繁多。士子风檐寸晷中检点偶疏，辄干指摘”；考试内容省减，可使士子答卷时间更为充裕。二是“去浮文而求实效”，提高考试效度。“论、表、判、策，不过雷同勦说”，连篇累牍，繁文虚饰；裁去论、表、判，“书艺经文，足觇素养；继之五策，更可考其抱负之浅深”。三是减轻阅卷工作量。此前试卷篇幅太多，阅卷工作量太大，主试者难以从容尽心详校；而且试卷内容严重雷同，阅卷者往往只看卷面书法水平，难以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之人。
　　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再次下诏，将会试第二场的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他提出的调整理由包括：（1）士子的身份与职责。参加会试的士子将来可能在朝廷中担任高级文职工作，“声韵对偶，自宜留心研究”。（2）表文不适合考试。表文“篇幅稍长，难以责之风檐寸晷”；表文题材不外乎时事谢贺，雷同单一，考官不易出题，举子易以夙构应付，或干脆抄录请别人预先作好的文章。（3）以诗易表，可以降低考试难度。乾隆认为“诗虽易学而难工”，“有能赋诗而不能作表之人，断无表文华瞻可观，而转不能成五字试帖者”。（4）提高阅卷环节的科学性。诗歌篇幅短小，工拙易见，有利于阅卷人员从容校阅，明辨高下。
　　新制度就这样正式出台，并被立即执行。或踌躇满志、或忧心忡忡赴京会试的举子，将不得不紧急应对这一突然调整的考试内容，因为自从南北对峙的金朝与宋朝相继灭亡，诗歌退出科场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了。
　　三月初六，乾隆在二次南巡途中驻跸扬州，正式任命礼部左侍郎介福为会试考官，赍持御拟诗题驰至京师，主持考试。是科五言八韵诗题目为《赋得循名责实》（得“田”字），出自《邓析子·无厚篇》：“循名责实，君之事也。”诗题出处亦传达出乾隆改革乡、会试内容的强烈意图。
　　之后数年间，试律诗普及到清代科举的各级考试。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又将律诗提到首场，使其成为与经学同等重要的考试内容，一直沿用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乾隆二十二年因之成为中国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