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人文经管学院  杨春俏

　　唐宋两朝的绝大部分时间均以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社会形态与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科举制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使得同在诗赋取士背景下，唐宋诗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如果从考试角度观察这一现象，亦不无启示意义。
　　诗赋相对固定地成为唐代进士科的考试项目，约在玄宗天宝之际，这是六朝以来“尚文”之风绵延的自然结果。唐代处于科举制度的肇始阶段，各方面的规程尚不完善，执行起来也就相对灵活。汉魏六朝以来建立于人物品评、赏誉基础上的察举制与九品官人法，在人才选拔评价体系中尚有一定程度的残留，反映在唐代科场，就是举人行卷之风的盛行。考官决定去取时，不仅看考生的临场发挥，通常还会参考甚至完全依据其平日创作水平和誉望。也就是说，唐人在以诗赋取士时，事实上执行着场内与场外的双重标准，这是唐代科举区别于后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唐代科场诗赋固然罕有佳作，但是由于朝野舆论在科场录取过程中公开、合法地存在，举子们极为重视闱外活动环节，纷纷持其得意作品奔走权要之门，期望获得举誉。这种日常化的、超越科场程式要求、得以充分逞才与展现个性的创作，是推动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
　　顾况凭着白居易投赠的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语，而认定眼前这个寂寂无闻的少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从而尽力为之延誉，使其名声大振；项斯以诗卷投谒杨敬之，杨甚爱之，“到处逢人说项斯”，使其诗名不久即从南方传至长安，项斯次年即登上第；而赏爱杜牧的吴武陵，居然在知贡举崔郾的送行宴会上，持《阿房宫赋》直接向其索要状元，因为已有人选，不得已而接受“第五名”的许诺。这些众所周知的事例，是只能诞生于唐代诗赋取士特殊环境中的佳话。
　　唐代虽然创立了诗赋取士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上却无一定之规，命题、限韵以及评判标准都有相当的灵活性。
　　宋初基本沿用唐、五代之法，以五言六韵诗为标准格式，通常采用“以题字为韵”的限韵方式。神宗熙宁变法期间一度以经义代替诗赋。南宗高宗之后，基本采用诗赋、经义分科取士的方式，并对诗赋的出题、答题和评判做过一系列补充规定，对后世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命题方面，制定《出题式》，以举例方式，详细规定限韵方式、诗歌形式与对题目出处的标示要求：“《天德清明诗》，以题中平声字为韵，限五言六韵成，出《毛诗》‘清庙，祀文王也’注：‘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玉烛诗》，以‘和’字为韵，限五言六韵成，出《尔雅·释天》云：‘四时调为玉烛。’”（“玉烛”均为仄声字，故另外指定一个平声韵字）。
　　在考核方面，有关诗赋“试卷犯不考（最严重处罚，即无效试卷）”的详细规定：诗赋题全漏写官韵，此条要求考生必须试卷上写明《××诗》，“以×字为韵”；诗赋不押官韵，即要求必须押用规定韵字所在的韵部；诗赋落韵，即在五言六韵诗中，除了所限官韵之外的五个韵脚，不能错用该韵部之外的韵字；诗赋重叠用韵，即同一个字不能在诗中两次作为韵脚出现；诗韵数少剩，即未按规定作足六韵；诗两韵以前不见题应试诗是一种对“点题”有着严格要求的特殊诗歌形式，是一种围绕题目来做的诗。宋代五言六韵诗，要求首、次两联必须点题。
　　这些要求附刻在《礼部韵略》之后，作为考生温习举业的指导。不过，虽然宋代被认为是标准意义上的科举社会，但是诗赋取士与诗歌繁荣相互促进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科场诗歌出现较为明显的模式化倾向，对文学创作的正面影响极为有限。